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政策甚至政治上的改革？斯蒂格利茨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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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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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政策甚至政治上的改革？斯蒂格利茨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但他表示，处理不平等问题本身就是让世界经济重回健康状态的重要步骤。在现有经济增量上进行政策改革远远不够，而需要做的应是重写整个游戏规则。
“减税和放松管制的政策本意是惠及全社会，结果却只是最富有的人群获益。退休保障、子女教育以及住房这些中产阶级的基本必需品却越来越成为沉重的负担。”
斯蒂格利茨指出，涓滴理论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理论，也鲜有实证证据支持理论的主张。斯蒂格利茨说，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该理论的使用，量化宽松抬高了股市价格，结果却只有在社会最顶层的阶层获益，广大普通民众却并未得到好处。
斯蒂格利茨表示，由于过去几十年的税收和消费政策、法律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美国中间宽两头窄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逐渐变形，最富裕的人群和最贫困的人口都有所增加，而中产阶层却日渐萎缩。父母和子女之间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传承越来越重要，阶层流动和代际流动越来越少，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愈发严重。
中评社香港5月27日电（记者 杜博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26日出席香港中文大学杰出学人讲座（Distinguished Lecture），主讲全球不平等问题。斯蒂格利茨以美国的经济模式为例，提出在过去30年中，伴随着世界生产力的增长，收入和财富并没有相对应地增加，全球的不平等状况在不断加剧。而通过不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比较，斯蒂格利茨表示不平等状况的根源在于政治制度而非经济环境。他呼吁政策上调整增量的举措远远不够，为了数十年后的状况改善，应该立刻重写游戏规则。
在普通人收入停滞不前的同时，一些过去被认为可以帮助穷人的政策理论也面临失灵。以涓滴理论（trickle down economics）为例，理论主张在经济领域不用给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给予特殊优待，而在整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可以通过就业、消费等形式逐步向下渗透，从而最终惠及整个社会。
斯蒂格利茨表示，在过去几十年里，虽然生产力水平在不断攀升，但是工人的时薪并没有随之上涨。以美国为例，2014年的全国平均家庭收入仅仅相当于80年代的水平，而男性全职工人的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1973年的水平，而最低工资如果算上通货膨胀的话，则仅和1955年的水平相当。“这几乎是一个特朗普（Trump）的故事，全美到处都是拿着微薄收入而充满怒火的工人。”
既然社会不平等是政策的产物，那么就同样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加以纠正。斯蒂格利茨批驳了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好的观点，表示社会完全可以承受更大程度的社会公平，而这种公平也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较高社会阶层人的子女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做了什么的话，那他们做的就是选对了父母。”斯蒂格利茨说。
文章- 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政策甚至政治上的改革？斯蒂格利茨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是由http://999sf.com提供，转载请注明版权出处！ 斯蒂格利茨指出，涓滴理论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理论，也鲜有实证证据支持理论的主张。斯蒂格利茨说，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该理论的使用，量化宽松抬高了股市价格，结果却只有在社会最顶层的阶层获益，广大普通民众却并未得到好处。
斯蒂格利茨1967年从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1970年即以26岁之龄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他曾于1979年获得有“小诺贝尔经济学奖”之称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并于2001年因其对市场中不对称信息的研究成果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斯蒂格利茨表示，由于过去几十年的税收和消费政策、法律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美国中间宽两头窄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逐渐变形，最富裕的人群和最贫困的人口都有所增加，而中产阶层却日渐萎缩。父母和子女之间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传承越来越重要，阶层流动和代际流动越来越少，社会的不平等状况愈发严重。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中评社 杜博强摄）
中评社香港5月27日电（记者 杜博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26日出席香港中文大学杰出学人讲座（Distinguished Lecture），主讲全球不平等问题。斯蒂格利茨以美国的经济模式为例，提出在过去30年中，伴随着世界生产力的增长，收入和财富并没有相对应地增加，全球的不平等状况在不断加剧。而通过不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横向比较，斯蒂格利茨表示不平等状况的根源在于政治制度而非经济环境。他呼吁政策上调整增量的举措远远不够，为了数十年后的状况改善，应该立刻重写游戏规则。
在普通人收入停滞不前的同时，一些过去被认为可以帮助穷人的政策理论也面临失灵。以涓滴理论（trickle down economics）为例，理论主张在经济领域不用给弱势群体和贫困阶层给予特殊优待，而在整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取得的经济成果可以通过就业、消费等形式逐步向下渗透，从而最终惠及整个社会。
斯蒂格利茨表示，在过去几十年里，虽然生产力水平在不断攀升，但是工人的时薪并没有随之上涨。以美国为例，2014年的全国平均家庭收入仅仅相当于80年代的水平，而男性全职工人的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1973年的水平，而最低工资如果算上通货膨胀的话，则仅和1955年的水平相当。“这几乎是一个特朗普（Trump）的故事，全美到处都是拿着微薄收入而充满怒火的工人。”
既然社会不平等是政策的产物，那么就同样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加以纠正。斯蒂格利茨批驳了不平等程度越高经济发展就越好的观点，表示社会完全可以承受更大程度的社会公平，而这种公平也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较高社会阶层人的子女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如果一定要说他们做了什么的话，那他们做的就是选对了父母。”斯蒂格利茨说。
斯蒂格利茨教授演讲结束后接受观众提问。（中评社 杜博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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