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控烟立法被指“开倒车”：已成选择性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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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贺德、王陇德等控烟倡导者都认为，是全面禁烟还是选择性禁烟，这关乎中国控烟成败，“现在正是紧急关头，让无辜和受害群体暴露在致命的二手烟环境中是不被接受的，必须停止这一切。中国需要一部严厉的100%全面禁烟的控烟立法——仅此而已。”施贺德说。

昨日是第二十九个世界无烟日。在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和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陇德等控烟倡导者看来，这个无烟日“山雨欲来”。

施贺德说，这三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中国烟草行业削弱和破坏中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行为令人沮丧，也令人失望”。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下称条例）征求意见稿曾明确“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全面禁烟”。但昨日，据王陇德等参与条例起草讨论的专家介绍，条例草案的最新版本，已将“全面禁烟”修改为“选择性禁烟”，出现了“餐厅、酒吧、咖啡厅、茶楼、歌舞厅、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可以设吸烟区”等条款。

哈尔滨市控烟办主任张敬东也表示，只有全面无烟立法，才能有效开展执法，“国家在制定控烟法律的时候不能放水，不能开口子”。他举例说，由于首都机场率先取消了吸烟室，哈尔滨机场取缔吸烟室的过程变得异常顺利，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我们感觉只有全面实施公共场所禁烟，才能真正使人民健康受益，对开展有效执法工作也是重要的保障”。

施贺德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明确指出，无论是国企还是其他企业，烟草业追求利润的诉求，与公共健康减少烟草使用的诉求在本质上是互相冲突的，不得插手控烟政策的讨论。而王陇德表示，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就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依据公约规定，烟草企业不能参与制定控烟政策，“甚至制定控烟法律时，也不该听取烟草企业的意见”。

“烟草行业在立法过程中，提出了看似非常有说服力但与事实相悖的说辞”，施贺德称，烟草行业提出了三个反驳“全面禁烟”的理由：严格的控烟立法会影响中国的经济；严格的控烟立法在中国部分地区很难实施，不如制定一部宽松的条例；其他许多国家允许在机场、餐厅和工作场所设置吸烟区，所以中国也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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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日，铁路卫生监督工作人员在北京西站一咖啡厅内检查是否有禁烟标识。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据王陇德等参与了条例起草讨论的专家介绍，除了上述从“全面禁烟”修改为“选择性禁烟”，征求意见稿中关于烟盒设图形健康警示和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条款也都被删除。

中国一些城市的控烟实践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室内设吸烟区是否会让立法落空？

深圳慢病中心科长熊静帆表示，由于深圳控烟条例允许酒吧、桑拿等娱乐场所设立吸烟区，导致控烟效果非常差，“下一步工作重点就是取消这一类场所的缓冲期，做到深圳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全面无烟”。

同时，公共卫生研究证明，“在室内公共场所设立吸烟区，如同在游泳池里设置便溺区一样”，即便室内安装了新风系统，也难以完全避免烟霾四处扩散。施贺德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坚持：有效的控烟立法既能够保护非吸烟者，也有益于经济发展，比如减少与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有关的医疗卫生成本。

烟草业能否参与制定控烟立法？

据了解，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已列入今年力争完成的立法项目，目前控烟立法已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对此非常失望”，王陇德对新京报记者说，从“全面禁烟”到“选择性禁烟”的变化，相当于国家控烟立法开了“倒车”，“没想到倒退这么厉害。”

“全面禁烟”改为“选择性禁烟”是否合理、可行？对此，施贺德持反对观点。他表示，全球经验表明，带有漏洞和例外的（室内公共场所）无烟立法会使执法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