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权力博弈

　　中国历史上很多改革特别是王朝中后期改革的失败，并非改革的方案不好，也非皇帝和臣子无能，而是由权力运行的不规范所滋生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绑架了国家利益，潜规则取代了法律制度，灰色生存成为真实的生存状态。——余世存

　　“歇家”与胥吏的双重身份有时候会集于一人之身。如果乡民们进城歇于里差之家，则里差“既是原差，又是歇家”，他们可以代理乡民兼说讼事，同时又可以打着官家的招牌干些招摇撞骗的勾当，从中捞取的好处费也是双重的。与诉讼中的把持行为相比，书差在征收钱漕时的盘剥行为更加直接。胥吏对乡民的压榨，使“吏胥视民如鱼肉，民畏吏胥如虎狼”。崇阳县的浮收勒折情况非常严重，胥吏压榨纳粮乡民的手段也是多种多样。

　　每到开征之时，县衙前都会贴出告示，要求乡民按照惯例主动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交纳钱粮。交纳的过程当然免不了许多盘剥，当然你不服盘剥也可以当场说不，但是等待着你的将是那些合法而又酷不可当的手段。

　　清代的赋税，自康熙年间摊丁入亩之后，田赋包括田粮和地丁两项。田粮通过漕船运往京师，谓之“漕粮”。漕粮辗转数千里，运费都是出自纳粮户，于是“浮收”也就成为一项惯例。加上每年征收漕粮，往往需要折钱交纳，称为“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都要高于当地银价的数倍，谓之“勒折”。曾经给李鸿章当过幕府的冯桂芬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记载道：“近岁已来，折价合米，直以三四石当一石，刑驱势迫，莫敢枝梧，非一朝夕之故。”这就是说，征粮每石浮收的数目，都要超出正额一倍至两三倍，这是多年沿袭下来的惯例。

　　对于那些交粮的农民来说，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光是明文规定的附加就有七项之多：随漕正耗、随漕余耗、行月钱粮、赠贴银米、厅仓茶果、漕耗等等。以上七项叠加在一起，平均算下来，每运粮一石，附加就得一石左右。也就是说，这里的七项附加合在一起，等于漕粮正项。

　　除了朝廷明文规定的那些浮收之外，一线的粮吏还会使出各种刮地皮的手段从粮户身上刮出油来。不论乡民缴纳多少钱粮，办理纳粮凭证的胥吏都会从每户头上抽取二百文手续费。绝大部分乡民所纳银钱并不是一个整数，粮吏令他们“毫厘包分”，也就是将毫厘之数进位到分，在统算交库时，他们却仍然会“见厘缴厘”，余下的部分就装进了他们的口袋里。地丁银每亩纳钱二千一百四十文，以七分七厘七毫归官府所有，其余除去供解费等使用之外，剩余部分归粮吏。水脚银（是一种以漕粮运费名义征收的附加税，相当于给运送漕粮的人员的劳务费）也是“毫厘包分”，每纳一户必有羡余。

　　按照崇阳县的惯例，水脚银每两银征钱四千六百文。道光年间，一两银子大约可以兑换二千文制钱，但崇阳的水脚银却按照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的标准来折算，这样平均下来每厘合四文多钱。粮吏以分为单位征收，“征一分收钱七十文，二分一百三十文，三分一百八十文，四分二百五十文”，如果超过这个数字，那么每分要加钱四十六文。这应该是明目张胆的勒折。

　　收上来的钱除了要上缴官库之外，剩余全部进入粮吏的口袋。还有些山民所居住地区离县城遥远，进城完粮要走上几天几夜，苦不堪言。他们只好把钱交给那些“讼师”代办税粮折征。对于这种情况，胥吏每石还要加钱一百六十文。此外，在征收实物的时候还要玩一出“合勺包升”的好戏，就是将合勺之粮进位到升，其羡余也是每票必有，也全进入粮吏的私人小金库。

　　在“随漕正耗”之外，还有那些没有明文规定的“折扣”、“淋尖”和“踢斛”等等浮收。我们来领略其中的一二，其中有一招“脚踢淋尖”，也有人将其称为“淋尖踢斛”。在老百姓交纳粮食的时候，官府用个大斛做量器，谷物要在斛中堆起成尖，然后由主管粮仓的粮吏用脚踢上几脚。这溢出来的谷物，据说是弥补储存和运输过程中损耗用的，不许纳粮人扫回去。事后由官府经办人员留下，按照职务高低、亲疏关系等将其私分。这几脚可不是随便踢的，脚法拿捏不准，不一定能够踢出自己想要的效果。按照清代户部的估算，这一份“尖米”，与“正收”的比例，起码是每石要占四五升之多。当时是用斛收米，那种斛上面是木的，下面是皮的，立着倒米时，倒的堆满了，撒在地上的米归衙门不说，那斛一提起来，又浅了一截，又得倒满，所以挑一担米只能算是一箩多。粮吏们还穿着深靴在米里踩，把落进靴子里的米拿走。有些穷人小户，本来只有数十文钱的税额，结果孝敬官差的小费、饭钱、路费等，加起来就要几百文钱。

　　在当时，漕粮带给老百姓的的重负是没有办法算清楚的。但是，国家“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民间有四石之费，国家始有一石之用”，这个数据应该是不含多少水分的。

　　晚清时期的民间社会基本上是处于一种自我管理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有“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一说的主要原因。由于自然条件等客观因素，像崇阳县这样的山区有着很强的封闭性，传奇sf，官家的力量难以渗透其中。而官府设置的“刑名”与“钱谷”两大领域是公权力下探民间社会的触角，所以讼师与胥吏对地方社会有着实际的控制力。当然，这二者的权力源是不同的，前者的权力辐射来自于民间，后者来自于官府。（连载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