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民如何避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民众被改造成农民，经历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强制的结果，那么，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能这样做？

农民的普遍出现与这样一个大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的状况是各国之间处于互有胜负的胶着状态，并非一次战争便决定国家的存亡，如若一次定生死，就不会产生这些后果。战争状态持续了数百年，经历的是不断的你胜我败，推动各国通过不断的变革来促进其内部（制度）的变化。

时至今日，对于流动人口的控制依然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基于久远的传统——国家希望百姓固定在一个地方，便于管理。

“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朔日，王命丞相戊、内史匽民、臂更修《为田律》：田广一步、袤八则，为畛，亩二畛，一百（陌）道。百亩为顷，一千（阡）道，道广三步。封高四尺，大称其高。捋（埒）高尺，下厚二尺。以秋八月，修封捋，正彊畔，及發千（阡）百（陌）之大草。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堤，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

与此相关的，百姓获得姓氏，可能也是与建立户籍相配套的措施，现在没有直接资料，还只是推测。有了户籍相伍为基础，将百姓固定在一地生活，授田才能真正产生实际效果，才能持续不断产生谷物，进而维持国家存在。授田是建立户籍后的另一配套措施。

侯旭东：多源汇流后成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户籍制度对国家“变民为农”有何影响和作用？

别小觑数量上的变化，背后是士兵来源与供应方式的重大变化：原先是贵族自行提供装备，加上其私属，相当于国人为封君作战。现在要大量动员普通百姓上战场，这些人无力自行负担装备，都要由国家提供。为维持众多的常备军，国家的财政负担骤然增大了很多，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一系列的变化，直接间接均与此有关，如任命式的官僚制、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国君掌握更大的权力来控制与调动人力与资源），建立户口制度（直接控制更多的百姓）、律令制度（应对不断增加的日常事务）、对人才的争夺与吸引、各种名目的授田制以及赋税征收上的变化（始于春秋时期），目的是使国家能有持久稳定的物资收入，以维持国家机器（官员与军队）的持续运转。

还有一些鼓励措施，比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厩苑律》就规定了每年四、七、十与正月四次评比耕牛，成绩优秀的，则赐田啬夫酒一壶、干肉十条，并免除饲养牛者一次更役，赏赐牛长资劳三十天；成绩低劣的，要申斥田啬夫，罚饲牛者资劳两个月。（《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22-23页）对于居赀赎债者，《司空律》规定，播种与治苗时节，各给二十天回家田作。（《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53页）《田律》有一条规定百姓居田舍时不准醘酒（《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22页。此条又见于新出土的《岳麓书院秦简》简0993，见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第87页），恐怕也是为避免百姓酗酒耽误农作而做出的。湖南里耶秦简16-5为秦始皇廿七年（前220年）二月，洞庭守礼下达的文书，其中引用的“令”云：“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徭”，根据此令，文书要求由洞庭郡向内史、巴郡等地输送甲兵等物资，先征发乘城卒、隶臣妾至司寇的各种刑徒，以及隐官、践更县者，原因是“田时殹（也），不欲兴黔首”，且明示，“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动用法律手段来遏制滥发百姓的做法。

“仓廪实”对国家生存而言十分重要，而要百姓养成储存的习惯，并非一蹴可就。储存技术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不过，官府制度上的规定与实践却可看得很清楚。无论出土的秦代律令，还是行政文书，如里耶秦简，仓库物资的管理都十分细密严格，如何储存、出纳、保管均有细致，甚至繁琐的规定，官府的重视可见一斑。从考古发现看，墓葬中随葬陶仓、灶器物组合始于秦文化，后扩散到全国。这恐怕与重视农耕、强调储藏的制度有联系？成为普通百姓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进而进入死后世界的想象？均值得探讨。

秦汉时代，老百姓到县以外的地区，就要跟官府申请通行证（传）。乡吏会核查你是否交过赋税？是不是良民？有无犯罪记录？申请获准后外出要携带，通过关津时要查验。其用意是不允许百姓自由外出。今天是出国才要护照，不过，改革之前，农村居民要外出同样需要开证明。

秦献公“为户籍相伍”，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制度建设，影响至今。简单的五个字，背后却是无数辛酸的血泪史。国家开始直接控制到百姓人头，此前分封制下，国家是无法控制到每个家庭的，中间有多个层级。户籍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一点，在官方户籍上登记，就意味着接受官方的统治（隶属关系），获得了“民”的身份（乡里爵位）、田地，要为国家尽义务（赋税劳役），当时人手要远比土地稀罕得多，是各方争夺的对象。最近出版了《岳麓书院藏秦简（肆）》，据介绍收录了秦的“亡律”，很多内容就与涉及争夺，控制人口。我曾在《北魏对待境内胡族的政策》一文中讨论北魏时胡族编户化的曲折与斗争，便是后代的一个例证，其实可以帮助反观前朝。离散部落不止是北魏早期，统一中原后依然如此，只不过出现于地方，表现得比较隐晦。为何胡族编户化会屡屡遭遇反抗？主要是想改变胡族的生计方式，将其定居化并纳入编户，来控制人口并增加税源，胡族当然不会轻易就范，双方的争斗与反复相当多。“安土重迁”，依我看是历代统治者用律令树立的“目标”与“理想”，亦为儒生所接受，用来概括百姓的心性。当然通过长期的实践，亦一定程度上变为现实。

其次，秦孝公时商鞅变法进行的强制分家，某户家中若有两位成年男子，就要分家，这样便能将大家庭化整为零，减小其规模，以便官府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