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金融业整肃“风暴初起”

　　从2015年年中清查配资引发的股灾，到年末蛇吞象式的“宝万之争”，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各管一段”式的传统监管模式，在面对“交叉感染”新型金融风险时的失措与无力。

　　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解释，在传统货币政策所关注的“防通胀”和金融监管所关注的“个体机构稳健”之间，金融市场和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已经成为全球市场中存在的最大金融风险源头。而这种具备顺周期和交叉感染特征的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必须依靠新型的风险发现和防范机制才能得以有效约束。

　　在金融风暴带来的经济下滑压力下，银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推动银行信贷规模迅速扩张，形成了2009年一季度5万亿和其后十余万亿元的信贷规模“超常规爆发性增长”。

　　与此前诸多行业自查式监管整顿所不同，此轮“一行三会”需联手面对的是一个空前复杂的格局：

　　这一在土地和股票等资产升值预期下所搭建起来的“盈利模式”，一旦遭遇房地产和股市双重下滑，其前期为博取超额收益而不断放大的融资杠杆，只能依靠更多的杠杆与更激进的投资来维系。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多轮宏观调控周期中，“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正是跟这种双轨制价格机制体系下，市场化规则的建立运行与体制性“资本套利”的博弈模式密切相关。

　　在“统筹协调监管”理念下，在不同时期，为不同发展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分业监管体系，首先需要重新确定统一协调的监管目标，界定各自的监管职能与责任，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新型监管体制的构建。

　　但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来看，早在央行为对冲外储而以高额存款准备金率“锁定”巨额流动性之后，以土地等资产升值和质押贷款为标志的银行信贷膨胀便已经超出了传统货币政策的管控能力：无论基础货币怎样控制，都无法阻止“土地升值+信贷膨胀”式的市场流动性泛滥。

　　今天金融市场中所存在的种种“监管套利”现象，本质上正是社会资源在“双轨制”价格扭曲下广泛存在的“制度寻租”模式的一个缩影——只有在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基础关系的重新定位和调整过程中，新型金融监管机制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功能。

　　信托理财与银行信贷在法律上的本质差异，在于信托是“一对一”的债权债务关系，而银行存贷款业务则是“多对多”的信用风险管理模式。这一法律关系的不同，使得银行业成为社会信用风险的管理者，一旦爆发危机将引发社会与金融系统动荡，也因此而必须接受包括资本充足率和业务合规性在内的严格监管。

　　据多家媒体近日报道，新的金融监管机构改革计划，可能会仿照英国的“超级央行”模式：央行下设金融管理局，负责外汇局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下称“三会”）的监管协调，同时下设综合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独立于央行其他部门，直接对三会进行监管。

　　在接受财新媒体采访时，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早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就已经注意到美国房地产市场、次贷和影子银行交叉感染的“市场土壤”同样存在于中国金融体系内，并在2009年底开始研究以逆周期管理为特征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

　　在这一市场流动性结构变化的影响下，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依赖于基础货币发行规模的控制，更依赖于银行体系通过信用贷款等形式“创造货币”规模的管理。而后者恰恰是金融监管部门的传统政策职能。

　　在行政性宏观调控模式下，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与监管当局的微观管理往往形成经济运行过程中监管松弛的“顺周期冲动”，以及“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政策周期。

　　但反对的声音则认为，在中国经济发展环境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严峻的局面之际，“临阵改制”可能带来更大的市场动荡甚至直接诱发金融危机；同时当下金融监管格局的诸多弊端并非仅是机构设立问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监管体制以外的政府职能定位以及国企体制局限等深层矛盾。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券商系、基金系、保险系乃至民营企业“产融结合”形态下的金融控股模式迅速涌现；同时跨平台、跨行业的“结构性融资”产品迅速打破了前期的“准信贷”影子银行模式，形成了在不同监管标准、资金成本和收益模式之间跨市场、加杠杆套利的“大资管模式”。

　　这在2012年以来的诸多政策阐述中已经得到了明确体现：那就是作为高储蓄和高负债率并存的大型经济体，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建设与制度创新，将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间接融资模式，转向以股权融资为主体的社会化融资体系。

　　但新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建立，远非外界所理解的机构调整那么简单：在搭建现代金融管理机制的同时，政府还必须面对多年以来掌控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权的前提下，所形成的从市场利率到土地价格等多重价格“双轨制”现象。

　　（李伯根/图）

　　截至2015年末，高达23万亿元的银行理财资金、16万亿元的信托资产、11万亿元券商资管、8.4万亿元的公募基金以及1.77万亿元的保险资管产品，构成了一个规模近百万亿，产品交易结构日益复杂、融资杠杆越垒越高的金融混业市场。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教授在《刚性泡沫——中国经济为何进退两难》一书中分析道，中国形成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影子银行”的根源在于三个限制：金融压抑、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存贷比和存款准备金要求。

　　为此，央行在综合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正式提出在宏观货币政策和微观审慎审管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制度空白，并建议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加以完善。

　　作为宏观货币政策的制定者，中国央行实际上早就注意到因外储剧增引发被动的货币超发，而在对冲市场流动性过程中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不同步所引发的金融泡沫化现象。

　　其后多年中，央行内部人士对此轮“逆周期”变成“顺周期”的调控政策反转，依旧耿耿于怀，认为这是“以金融监管取代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的发端。

　　在重新建立市场化机制所依托的基础制度关系过程中，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底线就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为此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中央明确提出了“统筹协调监管”这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向。

　　眼下金融市场最引人关注的话题，莫过于金融监管机构改革。

　　早在“大资管”市场格局初现之际，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便曾明确指出，财富管理是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行业的交集，其基本法律关系应视为信托关系，但现在面对同样法律关系的产品却不能用同样规则来管理，在财富管理市场中存在着法律规制上的滞后。

　　值此金融业整肃“风暴初起”，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方向未定之际，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回顾了中国金融监管体系过去数年的发展历程。

　　央行为了对冲外储剧增带来的巨额流动性，从2007年到2011年期间，将存款准备金率从9%连续提升至20%，在有效防止了货币超发带来的恶性通胀的同时，却让商业银行们被迫“锁定”大量信贷资源，大大降低了银行经营效率；与此同时，为了应对2007年之后房地产过热等区域性和行业性现象，各种限贷、限购式的调控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金融市场利率成本的政策性分割。

　　巴曙松认为，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以银行理财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模式，并不具备欧美市场影子银行体系的高杠杆和期限错配等特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准信贷产品”。

　　从“影子银行”到“大资管”